告別"聖母政治":米萊在說,戴蒙也在說

2025-07-15 | 來源: 印象與邏輯 | 轉到微信 | 有0人參與評論 | 字體: 放大縮小 | 收藏 | 打印

最近的幾篇文章偏向理論分析，閱讀起來可能稍微費力。希望通過這一系列文字，從文化的角度，探索西方社會面臨的深層挑戰，以及“保守主義復興”背後的核心問題。真誠希望朋友們喜歡這些思考，同時也期待繼續與大家分享對時局的觀察與評論。

2025年7月，當摩根大通CEO傑米·戴蒙在都柏林直言“民主黨都是白癡”，而阿根廷總統哈維爾·米萊在一座新教堂中宣講自由與信仰的倫理基石，西方世界仿佛感受到一股逆流而上的震動。

這不是巧合的言論碰撞，而是一個疲憊文明的本能呼喊。站在金融與政治前沿的兩位領袖，從理性和信仰兩端，揭示了同一個真相：西方制度正在失速，文化與信仰的根基早已松動。

在都柏林，戴蒙出席一場由愛爾蘭外交部主辦的高層論壇時，罕見地直指民主黨式治理的失能。據彭博社報道，他說：“我有很多民主黨朋友，他們都是白癡。他們情懷豐滿，腦子卻很小。他們不了解現實世界是如何運作的。幾乎每一項出台的政策都失敗了。”

這番話在全球政商圈引發強烈反響。有人批評其言辭冒犯，也有人稱之為“金融界罕見的清醒之聲”。但真正值得關注的，不是語氣本身，而是其所傳遞的制度信號。戴蒙不僅在批評民主黨的政策方向，更像是在投下一枚政治重磅。這位長期被猜測可能從政的銀行家，或許正借此試探自己在華盛頓權力格局中的定位。尤其在財政部長斯科特·貝森特被廣泛認為將出任下一任美聯儲主席的背景下，戴蒙此時此言，顯然並非偶然。

過去八十年，支撐西方制度穩定的文化基石——新教倫理、猶太-基督教信仰、個人責任意識與自由市場精神，正在被一整套看似進步、實則空心的觀念體系所侵蝕。政治正確、福利主義、身份認同政治構成了這一“新道德秩序”的三位一體。這是一場深遠的價值崩解，比任何一次金融危機都更具毀滅性。

因此，“MAGA運動的出現，並非歷史的倒退，而是西方文明本能的一次抗爭。它拒絕的不是現代性本身，而是那種被倫理抽空、只剩技術理性與身份話語的現代性；它質疑的也不是全球化，而是一種被政治正確與精英治理劫持的全球敘事。

真正理解這一運動的人，早已超越黨派格局。他們關心的問題不是某項政策的細節，而是：在自由的廢墟上，還能否重建秩序？在國家機器之下，個體是否還有靈魂的位置？

從這個意義上說，米萊的出現，並非“阿根廷的異數”，而是這場文明保守主義覺醒在南半球的清晰回音。

他被稱為“阿根廷的川普”，確實擁有類似的破局意志、反建制語言與政治能量。但他也具備川普所未充分展現的思想系統性。他像J.D.萬斯那樣，能夠將國家病灶抽絲剝繭般地分析清楚，再以一種道德哲學的方式，重新為自由主義安放信仰、秩序與倫理的位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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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講話中有憤怒，但不止於憤怒；有動員，但並不放棄原則。他試圖從精神結構上回答政治難題，從文明根基上重構制度邏輯。

這場布道，不是反對派的即時回應，也不是一套技術性的改革方案，而是一場政治神學意義上的“重建工程”。

它之所以格外值得重視，還因為它發生在阿根廷，一個現代政治悲劇的典型樣本。

我們耳熟能詳的那首《阿根廷，別為我哭泣》，常把貝隆夫人描繪為哀婉的人民聖母，甚至成為左翼想象中的“溫柔政權”象征。但現實遠比歌詞更殘酷：正是這種“由憐憫驅動的善”，將阿根廷一步步推入制度依賴與國家潰敗的深淵。

貝隆主義從來不是一次治理技術的失敗，而是左翼浪漫話語下的國家破產劇本。它承諾平等，卻制造出長期依賴；它訴諸人民，卻服務於統治階層；它鼓吹公義，卻持續削弱契約精神、摧毀產權制度。

米萊的出現，正是站在這片歷史廢墟之上。他所面對的，不只是債務、通脹與腐敗，更是一整套由“善意”包裝起來的政治幻覺。他的講話，既是對舊秩序的清算，也是對“偽善之善”的拒絕。

2025年7月5日，米萊在阿根廷北部一座新教教堂落成典禮上的演講，堪稱近年來最具保守主義世界觀視野的政治宣言之一。

他直言：國家權力一旦脫離信仰，將淪為魔鬼的工具；socialism 打著平等的幌子，實則剝奪自由，帶來貧困、暴政與文明的崩塌。他呼吁重建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, 以非侵害原則、財產權與信仰自由為國家制度之本。

在這場典禮上，米萊沒有講阿根廷的財政赤字，也沒有兜售政客式承諾。他講的是文明的起源與未來，是國家如何濫用權力，是信仰為何不可放棄，是自由主義為何必須回到其道德基礎。